论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及司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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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及司法适用

发布时间:2009/11/29  浏览数: 2308 次  浏览字体:[ ]
  

作者:詹昊    来源:《法商研究》 

 

    保险利益原理,作为保险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它决定了保险合同的生效、失效、移转,也引申出了保险价值、保险金额、超额保险、重复保险、保险人代位追偿等一系列保险概念及制度。可以讲,保险法中许多有别于其他民商法的、独特的技术规范,莫不与保险利益有关。

    因为学界对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定义、功能是否相同尚存争议,所以本文仅从财产险的范围内探讨该原理。另外,英美法系中的insurable interest一词,或有学者认为该词应译为“可保利益”而与“保险利益”有所区别。1然而目前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保险法学者均将两者作同一用语使用,故本文所论及的insurable interest与保险利益限定在相同的语境之中。

    一、保险利益定义三学说之争

    由于对保险利益原理异议颇多、争执频仍,所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大量错误适用:或将保险利益扩大化、泛滥化,将本不该保护的非法利益一并保护;或使保险利益内涵不合理缩小,任意使用该原理去否定不应否定的保险合同效力。《保险法》第12 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推及该条第四款本意,是将财产险的标的一分为二:一为财产本身,二为与财产相关的利益。如将财产理解为财产权利,那么“财产”、“有关利益”同为“利益”集合中的子项;如将财产理解为财产利益指向的客体,或说财产利益的载体,那么“财产”与“有关利益”则分属客观存在与主观关系两个不同集合。国际保险学界通说认为,保险标的,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所欲达成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利益而非“物” 本身。物的损毁,并不一定导致附着其上保险利益的减损。如,甲以价值100元的某物作为对乙50元债务的抵押,乙同时作为抵押权人,为该物之上的抵押权进行投保。该物发生损伤,使价值减少20元,但该损伤并未使乙的抵押权受到损害。另外,物即使完好无损,也不意味着附着其上的利益未受损失。如,承运人投保货物运输险,若发生运输迟延的情况,货物无恙则依附于货物的运费请求权已受损失。所以保险标的应作利益解释,保险标的应理解为保险承保的财产利益及其他利益。

    关于保险利益,目前存在着三种学说。

    1、法律确认利益说

卞耀武认为,保险利益就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他认为,保险利益分为三类,一种是基于保险标的的受损而遭受损失,一种是基于保险标的安全而受益,一种是责任利益。2 邹海林认为,保险利益(insurable interest),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的利益。3 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保险法教程》亦认为: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只不过,该教程又加了一句说明,指保险利益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损失或失去。同时,该教程认为,国内不少学者将保险利益简单地定义为投保人或被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这实际上不够准确。4 英国保险法学者Hardy Ivamy认为:“保险利益系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联系,此种联系被法律认可,是一种可以投保的法定权利。”5 该种学说均认为保险法上的保险利益不仅仅是合法的(lawful),不为法律所禁止的,而且应该是来源于法律所确定的权利(legal),实定法的保护范围决定了保险利益的外部周延。

    2、法律损益说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郑玉波先生认为,“保险利益(insurable interest)就是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有之利害关系。换句说,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之发生,致保险标的不安全而受损;因保险事故之不发生,致保险标的之安全而受益,此种损益关系,便是保险利益。”6同为台湾地区学者的桂裕先生也认为“保险利益者(insurable interest),谓要保人在保险标的上所有得失之关切。因标的之存在而获益,因标的物之毁损而蒙受损失,保险之目的,非在求保险事故之发生,而在求保险标的之安全无损。”7美国加尼福利亚州《保险法》第281条将保险保益规定为:凡任何一种财产上的利益或责任,或对财产的关系,因特定危险发生而使被保险人蒙受损失的。8《1906 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5条第二款给海上保险的可保利益做了以下定义:“当一个人与某项海上冒险有利益关系,即因与在冒险中面临风险的可保财产有着某种合法的或合理的关系,并因可保财产完好无损如期到达而受益,或因这些财产的丢失、损坏或被扣押而利益上受到损失,或因之而负有责任,则此人对此项海上冒险就具有可保利益。”

    损益说表现形式或有些许差异,但其多依据“损害即保险利益之反面”的原则去阐述保险利益与危险发生与否的关系。即当保险危险发生之时,保益利益受到损害;保险危险未发生时,保益利益得以保全。

    3、经济价值说

    该说在美国甚为流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也持此观点。与英国大多数学者所持法律确定说不同,美国一些学者采用通行的现代派观点,适用了 “经济论”。他们认为,即使被保险人不具有普遍法或衡平法上的权利,但如果保险财产有损坏将导致其经济损失的话,被保险人可认为具有保险利益。9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保险利益是产生于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为法律所承认的,可以投保的一种法定权利。10

    我国学者覃有土教授也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11经济价值学说大多由保险标的经济价值入手,认为保险利益实质上体现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注重该经济价值是否为法律所认可。有些经济价值,即使不为现时中的实定法所规范,但能因为经济上的意义而使得投保人可以投保。

    二、保险利益定义学说评价及构成要件

    对于保险利益的作用,台湾学者梁宇贤认为有三:损害填补程度之限制、赌博行为之避免、防范道德及违法行之发生。12各国学说对此均予首肯,即有个别细微不同,也是这三点的演绎而已。如美国John.F.Dobbyn教授认为,保险利益的存在还能够减少投保人故意毁损财物用以欺诈保险的可能。但笔者认为,这不过是前述三种作用的具体表现而已。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三种定义学说实质上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何谓保险利益,三者均涉及到了保险利益构成的各个要件,只是各有侧重而已。但三者因为选择的视角之故,又均未能全面概括保险利益的精确定义。

    法律确认说指明了保险利益的合法性,这一点与保险填补损害、化解风险的宗旨正相吻合。保险,不过是于迫于同样危险的大多数人的团体,为了减少损害,使用大数法则与概率学说来分散风险而已。保险所体现的社会性、利他性,为公共利益所嘉许。而对于一切违反公秩良俗,有悖道德评价的违法行为,保险一概排除在外,所以违法的利益也绝不能成为保险利益。但是,将保险利益的合法性误读为“保险利益必须均为民法所确认的权利”,则将保险法视为了民法的域中一隅,或说将保险法完全依附于实定法。这既忽略了保险法内在的特性,又禁锢了保险业的开拓,也剥夺了保险法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损益说表明了利益因危险发生而受损,因风险未发生而保全,与“无利益则无损害”的保险原理相扣。在实践“损害反面为利益”的法则也常常能作为试金石,去验证实际上是否存在保险利益。但笔者认为该说缺点有二:一是何谓利害关系,何谓利益,以损益、利害解释利益,不免犯了语义重复的毛病。损益与利益消长不是利益的本质,而是利益存在的表象、后果。二是利害关系范围过大,可以从社会科学各个角度来分析利害关系的存在,其不能准确适用于保险及保险法。

    经济价值论说为保险的拓展开辟了空间,随着保险理论与精算技术的发展,许多具有经济价值原来不能承保的利益今后也能进入保险的视角。经济价值论也准确指明了投保人投保的初衷,不过在于危险来临之际寻求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而已。这一定义将保险与心理抚慰等其他社会救济区分开来。但是只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并非都能入保,如果此种价值过于间接、模糊、抽象而无法计算的话,那么其保险价值的确定将在现实中十分困难。设若在财产保险对于此类抽象之价值也适用人身保险中的 “同意论”(与“法定论”相对应,即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即可投保),则无异于变异了损害填补之原则,会导致赌博的后果。再则,非法利益对投保人即使有经济上的价值,也绝对被保险所排斥。

    依通说,保险利益应具备如下要件:第一,保险利益必须是可以货币计算的经济利益;第二,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第三,保险利益必须是可以确定的利益。如果必须给保险利益下一个定义的话,笔者倾向于综合其构成要件,将其定义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备的可以以货币计算方式计算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确定的经济利益。当然,许多国家与地区由于法律适用的考虑并未采取概括式的方法对保险利益下定义,而以列举式的方式加以定义。如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财产上之现有与期待利益)要保人对于财产上之现有利益,或因财产上之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险利益。第十五条(财产上之责任利益):运送人或要保人对于所运送或保管之货物,以其所负之责任为限,有保险利益。第二十条(有效契约之利益):凡基于有效契约而生之利益,亦得为保险利益。这实际上是以列举方式表明了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三种类别:财产上的现有与期待利益、财产上之责任利益,有效契约之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也规定投保人因物权、合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产生的经济利益具有保险利益,也有学者更简括为因物权与债权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美国保险法大多数学者也认为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系由Property rights(财产权利)、Cotract rights(合同权利),Legal liability(法律责任)组成。13

    三、实际利益与法定利益之争

    在保险利益的问题,实际利益(factual expectancy theory)与法定利益(legal interest theory)之争贯穿始终,至今未曾平覆。在此问题上,英国与美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分歧不小。

    英国在《1746 年海上保险法》与《1774年的生命保险法》、《1788年海上保险法》中未提出保险利益的定义,《1906年海上保险法》中第一次出现了法律定义,其中特别强调了“普通法或衡平法法律关系”(legal or equitable relation),从而将保险利益定义为法定利益,或以法律确认的权利(right recognized by law)作为保险利益的前提。英国一项最重要的保险利益原则(至今仍为有效)是,仅仅只有对未来利益的期待与希望不足以构成保险利益。被视为该原则之滥斛的lucena V. Craufurd(1806年)案件至今仍被广泛摘录:其时正值英法交恶而荷兰保持中立,英国法律允许英人在海上捕获荷兰船只,一旦带返英国则该船将被赐与捕获者。英国军舰捕获荷兰船只后在海上为其投保,在返英之前该船沉没。保险人认为船只尚在海上之时,仅仅存在安全返航的希望,尚不足以构成保险利益。14大名鼎鼎的曼斯菲尔德法官不之为然,他在LeCras V. Hughes一案中认为如果此种期待构成了一种永远不会落空的道德上的确定,那么就存在保险利益。另一位保险法上颇有影响的艾登爵士则不同意。伊登爵士声称其力图寻求一个介乎道德确定与期待之间的合适定义,却是徒劳无力。他进一步认为如果认为仅凭道德上的确定就可以具有保险利益,那么成百上千的人却可以投保,码头公司、码头管理人、仓库看守人、搬运工均能从中获利。另有法官在1840年的Devaux V. Steele案中补充道,如果认为(道德上的确定)它仍是善法,那么不能超越一个限度,即这种期待永能不落空。虽然从一开始英国法官对保险利益的两种观点就异议纷纭,但法定权利一说仍被确立了。艾登爵士解释了他对“期待、希望说”的反对意见:如果财产没有被毁损,那么仅凭可能性计算出可得利益十分困难。

    法定利益说与实际利益说自一开始提出来就如此对立,而且这种争议延续至今仍无定议。其后不少学者试图去进行重释、论证,希翼找到一些平衡两者的办法。如一位美国学者Philips在其专著中认为,如果对于此种期待进行准确约定,那么它也是也可保的。在英国其后的案例中,“法定利益说”被坚持下来。1889 年、1891年的两个判案中,当时不拥房屋产权而仅期待在未来拥有房屋的人,不被法庭认可可以为房屋的火灾危险或因周遭建房、房价下跌而投保。在 Stockdale V.Dunlop案中,某人为其父剥夺他遗产继承权或因火灾毁坏其父财产的可能性投保,这种可能性被认为不具有保险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风险中的投保人也具有某种实在的利益,但英国保险法对臆测(speculative)与幻想(visionary)的利益却不予认可。

    试想,如果某个中国媒体因为世界新闻纸张供应市场之故而为加拿大森林投保火灾险,某个生活在中国从不涉足对外贸易之人为中东和平原因投保个人利润损失风险,那么这种假设的利益则无疑会视为是投机。

    另外,依英国的判例法,单纯的道德义务仅仅只是一种期待,因其不具有可执行力而不认为具备保险利益。

    奉行“法定利益说”的英国法律还认为如果是一项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即使这种权利的享有要依赖未来的某个条件,而此种条件的发生机率少而又少,但英国法律仍认为这种法定权利具有保险利益。为阐叙此观点,艾登爵士甚至在Lucena  V. Craufurd案中提供了一个十分极致的例子:若A死后又无继承人,则财产归B;A生前有20个孩子,最长者仅20岁;B其时已有90岁。由此可见B的利益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但这却是十分明确的法定权利。

    同理,如果基于一份可撤销的合同产生了利益,英国法律也视之为保险利益。因为该合同虽然可能被撤销,但这对于有撤销权的合同当事人而言只是一种选择。在他未选择行使撤销权之前,合同相对人就享有依法确定的利益,也可以为其投保。

    与英国一体遵行“法定利益”原则相异,美国与其他英联邦国家多采用了现代的“实际利益论”。如,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不再要求保险利益必须是一种普遍法或衡平法上的利益,而只需满足当财产损失发生时,被保险人有经济损失即可。

    早在100多年以前的美国,纽约的法官们就认为实际上的期待就可以支持保险利益。在National  Filtering  Oil  Co V.Citizen’s    Insurance  Co 一案中,原告(被保险人)准许一家企业使用其专利,依约定:即使该企业遭受火灾,原告仍可获得一笔最低额度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原告在事故发生前为该企业工厂投保,以求弥补火灾后的许可使用费减少损失。纠纷发生后,法庭认为,财产和与之相联系的安全、环境上的利益,如果发生损毁则使得被保险人遭受直接损失,那么这种利益就是保险利益。这种从利益的实在出发而不受实定法拘束的思维方式,使得脱胎于英国法律制度的美国保险法与其母体在保险利益原则之争中渐行渐远。

    近年来,英国国内要求修改保险利益法定说的改革呼声日渐高涨,即便是法庭不愿明文放弃古老的原则,在实际判案中法官出于公平的考虑,也多乐于在合同中寻找出合法的保险利益以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判决。这种趋向在司法判例中也有体现。如1983年的sharp V. Sphere  Drake  Insurance  Ltd 一案中,法官就认为虽然大型建筑项目中的分包商建筑合同中仅限于部分工程,但其仍对所有建筑工程具有保险利益。此种保险利益不是源于所有权或占有权,而是一旦出现过错,他们就有可能为工程任何部分的损失负责。于是,就可能让总承包商与分包商为所有建筑工程共同投保。否则,让每一分包商独立投保,只会引致诸多不便。少则文牍垒桌,多则在同一事故发生后,重复之保险请求铺天而至。更进一步,让每一分包商独立投保在经济上也不合算。有些国家走得更远:美国威斯康星州干脆取消了保险合同对保险利益的需求,新西兰1985年保险法改革法在生命保险与赔偿保险中也放弃了对保险利益的要求。

    相形之下,我国《保险法》的保险利益规定更应顺应潮流,作出相应更改。

    笔者认为在辨析实际利益与法定利益之争时,应在全面把握保险利益定义的基础上,适用其构成要件加以判别保险利益是否存在。

    1、保险利益是合法利益(lawful  interest),而无须限定为法定利益(legal  interest)。保险是一门综合科学,保险险种的创设不应受制于实定法的约定,保险也不能成为实定法的附从。保险利益不能违反公共利益,不能走向社会道德的反面;除此而外,依私法自治精神,在法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设立保险利益应为当然之意。如将保险利益桎锢在物权法、债权法的法条之间,则有悖“有损失即可补偿”的原理及保险损害填补之功用。

    2、实际的利益也必须能以金钱计算出来方能成其为保险利益。如果财产保险中所谓利益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臆想或主观揣测,而不能通过保险精算方法计算出其金钱价值,那么也不能作为保险利益而入保。这是保险技术性的要求,也是保险以大数法则、概率论来化解风险的特征体现。如果财产保险中的期待只是精神的慰藉、心理的安抚,而无法外化为客观上、精确的、量化的经济价值,则只不过为主观上的单纯期待而已。严格来说,笔者认为这种纯粹精神上的期待还不能成为实际上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当然也应排除在保险利益之外。

    3、保险利益必须确定化,是指在特定的保险中,其承保的风险应该是内涵清晰、外延明确。保险合同各方通过定义(define)与描述(descripe)的方法,应该界定所承保的保险利益,使之特定化,使之与保险合同相对应。确定化的关键在于确定保险的性质、充分规定危险的内容。在美国1898年所发生的 Haye V. Milford  Mutual  Fire 一案中,保险公司代理人为公司的火灾损失超过一定数额而投保,他约定的保险利益为“保险公司合同项下的利润之上的利益”,结果该投保人获得了公司实际收入与纯利润的一定比例的保险金。原则上,只要保险合同各方能够使所保利益明确,即便这种利益鲜为人所认可或与大量格式化保险合同内容相异,笔者认为,也具有成为保险利益的可能。

    四、形式说与危险负担说之争

    近读国内保险法旧案《虞国栋诉中保财保南京分公司投保车辆在卖出后未过户前发生驾驶员负全责的交通事理赔案》,发觉此案对于研究所有权移转与保险利益存续之关系颇有价值。

    原告虞某系桑塔纳小车车主,于1995 年8月7日向被告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自1995年8月8日至1996年8月7日。该车于1996年5月24日(周五)由原告之妻通过旧车市场卖给李某并进行了交付。交易后,双方持交易收据去车管所办理过户手续,因缺少财政部门手续(依当地车管所规定必须先办理财政部门手续后方能过户,而财政部门仅在周二、四办理手续)而未能办成。5月25日下午,李某雇请的驾驶员驾驶该车与行人相撞,行人死亡,车辆损坏。事发后,虞某向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为桑塔纳车主,在保险期间,该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车辆损坏,驾驶员负全责,以本人名义已支付第三者(死者)家属各项费用、车辆修理费与其他费用,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险与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称,车辆买卖应事先通知我公司,虞某未及时通知应予以拒赔。终审法院认为:因虞某买卖车辆未能过户,故买卖行为无效,车辆发生事故时,原保险合同仍有效,保险公司应予以赔偿。

    初读此案,觉得应无疑义,但是点评此案的学者认为“不动产及法律特别规定的某些动产转让,其所有权的转移为要式法律行为……,本案原告是否仍具有保险利益,是由保险标的的所有权关系来认定的……。”于此,点评者认为保险利益仍是由法律确定的所有权关系决定的,“法定利益说”再一次进行我们的视野之中。

    但笔者对此尚有疑问:

    虞某与李某就车辆达成买卖合同后已完成交款、交付行为,只不过未办理过户手续。虞某在此之前曾投保汽车损失险。车辆在李某驾驶期间发生毁损,而依法定利益说李某无保险利益而虞某享有。若虞某获车辆损失险保险金以后并不将此金转付给李某,则虞某坐享卖车款与保险金双重利益,岂不有失公平吗?

    再假若虞某曾为汽车投保损失险,若虞某、李某缔结买卖合同后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尚未交款、交付,其后汽车毁损,依法定利益说虞某不再具有保险利益而原保险合同失效,则虞某会认为汽车之上的财产损失风险未变而保险合同失效也有欠公允。

    保险利益形式论认为,不论如何,物权法上之所有权人即为所有权保险利益之享有人,这种保险利益依据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9条之规定于所有权移转时移转到受让人身上,并且只要出卖人形式上仍为所有权人,则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即当然为保险金支付之请求权人,即使受让人--――即买受人――已承受危险负担亦同。15

若依形式论判定保险利益的存续,则只是对于保险标的误读的重新体现。如前文已述,保险标的是利益,而非具体的物。探讨保益利益的存在与否,应该以其经济性、合法性、确定性的标准来综合判断。若出让方在物权移转未登记但已作交付时,其虽然是形式上的所有人,但此时的所有权仅为内容空洞的所有权,其所有权不再具有经济上的价值。若存在买方尚未付清全款的情况,此时的风险也不是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风险,只是由债权而产生的信用风险。因为物已交付,买受人基于占有而实质上领有了风险负担,依保险利益之定义,可视为具有对物的保险利益。

    依有保险必有损害的原则,在物权出让人已完成交付不再负担物的风险之时,若固守形式论与法定利益论,那么会造成出让人无损害而获保险的情况,有悖防止不当得利的保险原理。若基于经济价值的考虑,则应认为风险的负担实质上已由买受人承受,此时物的毁损只会带来买受人的不利益,由此应认为保险利益已移转至买受人。后一种观点,便是目前学界的通说――“危险负担论”。

    在普通法判例中,虽未明确确认“危险负担论”,但亦有相关判例表明保险利益的存在须以经济价值的危险为前提。在英国1883年卡斯特林诉普雷斯顿案中,甲依约售房给乙,房屋在移交前遭火灾毁损。甲先从保险公司处获赔,后又依售房合同扣收乙支付的房款。法庭则裁决保险公司有权索回已给付甲的赔偿金。可见,在此案中,危险负担作为判定保险利益存续的标准被认可。

    另外,这种危险的判定,若涉及到第三人对被保险人作出请求时,则须依法律确定危险是否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保险利益必须以实定法为前提。)如前文所提的虞国栋一案中,第三者责任险与车辆损失险不同,其所保风险不是财产所有权利益,而是使用车辆时对第三人的责任利益。依法律规定,除驾驶员外,车主仍须对交通事故第三人负责。所以即使发生车辆占有的转移,第三人请求赔偿的危险并未发生负担上的全部转移,虞国栋仍存在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而承担的赔偿责任风险,也仍有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利益。

    我们还须明确的是,保险利益的移转并不一定意味着保险合同的移转。由于保险合同是双务有偿契约,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变更可能导致危险程度的增加。而在保费不变的情况让保险人完全受让变更后的保险合同也有悖公平。但如果单纯因为财产所有权的变更,就一概否定原有的财产保险合同,一方面财产受让人又须与保险人达成新的协议,会浪费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剥夺了财产出让人(原被保险人)与受让人对财产价值的部分期望,对其不公。

    普通法认为,财产保险利益与财产本身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财产所有人出卖某投有保险的财产时,该出卖人根据法律推定应将该财产保险所得的现金收益一同交付买受人。如果此类财产有如下情况的则不适用这一规则:(1)合同中有相反规定的;(2)承保人不同意这样做;(3)买受人依照一定比例也交付了部分保险的。依据英国《1774年(城市)火灾防护法》第83条规定,即使在财产保险利益不随该财产一起转让交付的情况下,任何与毁于火灾的房屋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有权要求承保人将保险金额用于对该房屋的修缮。

    我国台湾地区的新订《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时,保险契约除另有订定外,仍为继承人或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

    我国《担保法》对保险合同的变更采用了严格的“同意论”,并不承认保险利益与财产所有权的一并移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4 条规定: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中“转让”是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但是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的但未实际交付的,保险合同继续有效。该条采用了“危担负担说”,令人可喜。但第25条规定,当事人转让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未经保险人同意变更相关事项的,保险合同从转让之日起终止,同时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保险费。该条在坚持 “同意说”的前提下,采取了些许宽容:一是不再让保险人享有既不同意续保又不发还保费的坐享之利,二是对法定强制险网开一面,如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等。对于这些变动,笔者认为坚持在风险未增加的前提下让原保险合同随所有权一并移转更能体现公平与效率。二则,法定强制险的一并移转也必须与危险增加程度结合考虑,起码应规定保险人要求增加保费的权利。因为第三者责任险虽与车辆有关,但其保险标的并非是汽车所有权利益,而应是因为汽车的使用而发生的责任利益,赔偿责任的危险会因为汽车所有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笔者认为对法定强制险的考虑应更加慎重、科学。

    五、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之争

    对于公司股东是否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各国法律规定颇为不同,各派学说也少有共识。

    在英国,1925年的Macaura  V.  Northen  Assurance 案对股东的保险利益判定影响重大。原告是一块土地的所有人,亦系一家公司的股东,原告将土地上的木材作为资产投入公司。除其它少量财产外,公司绝大部分资产就是原告土地上的木材。原告投入资金从事木材砍伐,至1921年公司欠原告19000磅。原告曾为伐倒的木材投保火灾险。1922年火灾发生,大部分木材被毁。仲裁结果认为,无论作为公司股东还是债权人,原告对木材无保险利益。英国法庭认为,公司股东不能投保公司财产,但可以为他的公司股权以及红利投保。经过明确的描述与约定,他可以为投入公司的资本与期望的利润投保。若容许股东就公司财产投保,其保险利益应按其所持的股份,在该财产毁损时股东所应分得的利益计算,但此种计算几不可能。Manaura一案中的判决 理由源于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是公司拥有木材(资产)而不是股东直接拥有木材,原告占有公司资产并不能作为他对公司资产享有所有权的借口,他仅仅只是对本材的损失与否享有一种实际上的期待。因此,公司股东不能投保公司资产。另外,如果股东对公司的支付能力与股份贬值进行投保,则认为他具有保险利益。16

    美国法院则对英国同行如斯认为不以为然。在美国保险法学者看来,一位股东,他之所以取得红利,得益于公司财产的连续存在,所以他被视为对于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这种利益应该依公司终止清算之时资产价值的份额计算。在Riggs  V.  Commerical  Mutual  Ins.Co.一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的财产损失,股东必然受损。故而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拥有保险利益。对于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价值依股价确定;非上市公司,如符合公司法,须提供充分的信息由法院裁定。在一宗与Macacura  V.Northern  Assurance  Co  Ltd 案案情十分相似的Constitution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V.  Kosmopoulous 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表达了与英国同行截然不同的意见。在此案中,被保险人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被认为具有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理由是,被保险人会由公司资产的存在而受益,因其毁损而遭受不利益。若非火灾,他对于这些公司资产也就享有获得利益的道德上的确信。”17台湾学者施文森则认为,股东对司财产是否有保险利益,视公司性质而定。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与公司关系密切,应认为有保险利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实际利益估测困难,应认定无保险利益。至于公司董事,应认为对公司财产有保险利益。18

    笔者倾向于认为公司股东对公司资产有保险利益。虽然,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权利与股东个人财产所有权颇为不同,但依据保险利益构成要件三个部分而言,公司财产的合法性首先无庸置疑。经济价值的计算虽然繁复,但某一固定时刻的财产价值亦可以测算出来,起码从理论值上可以达到。至于保险利益的准确界定,从现代公司法的角度而言亦非难事。

    笔者不揣粗陋,对保险利益的定义、构成及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作了肤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保益利益尚有许多难垦之域,如善意取得物的保险利益、不具有使用价值的财产的保险利益等热点问题,仍待有心人大力研习。

 

  注释:

  1注:林宝清,《可保利益与保险利益之法论》,载《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2注:卞耀武,《保险法精解》,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26页

  3注:邹海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29页

  4注:覃有土主编,《保险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77页

  5注:Hardy Ivamy: Basic of Insurance Law,5th Edition,Butterworths Insurance Library, 1986,P19

  6注:郑玉波,《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61页

  7注:桂裕,《保险法论》,三民书局,1993年1月版,第59页

  8注:John.F.Dobbyn,Insurance Law,3rd Edition,Westgroup,1996,P82,法律出版社影印本

  9注:Nicholas Legh-Jones,Andrew Lorymore,John Brids,David Owen,MacGillivray on Insurance Law,9th Edition,Sweet and Maxwell,1997,P19

  10注:[美]约翰.T.斯蒂尔盖,孟兴国译,《保险的原则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1注:覃有土,《保险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12注: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58页

  13注:John.F.Dobbyn,Insurance Law,3rd Edition,West Group,1996,P87,法律出版社影印

  14注:Ray Hodgin,Insurance Law, 1st Edition, Cavendish Publishing Litmited, 1998,P69

  15注: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16注:John  Lowry ,Philip  Rawlings,Insurance  Law:Doctrines  And  Principles,1st  Edition,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1999,P52

  17注:John  Lowry,Philip  Rawlings,Insurance  Law:Doctrines  And  Principles,1st  Edition,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1999,P53

  18注:施文森,《保险法》,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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